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
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
。”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身外，厚道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
九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失望离开这世界，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初见钱先生时候，已是他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叶片已由绿色转为种祥和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文:“此乃常萦余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家人、友情温暖回忆，也充满他那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先生说话。
近年迁居，目前书房正壁上挂着幅钱先生赠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五言绝句五首，开始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棵兀然挺立阔叶树，上面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山岩上——这也是企望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
愿意与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他与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z.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