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九八三年他亲自赠《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直盼望而终于失望是个安定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更具体地解他为什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必要,而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地方。
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焦点。在那段时期,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可能,幸好生长在那样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这芝麻大官,却惹上天天上报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九七0年代国立编译馆竟是“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们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记得后来次谈到w.g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bao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深以为忧。钱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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