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
倒是义形于色、情见乎词。阿斯塔菲耶夫并不拘泥形式，有时加进直截旁白，有时借重象征隐喻，寄托深意，形式固然不同，抒发道德义愤则
样。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写到狗，然而都不是闲笔：
……据说狗在变成狗以前，也曾经是人，而且不消说还是好人。这种幼稚天真而又神圣迷信传说，既不适用于那些睡在人们被窝里小狗，也不适用于种喂得像牛犊那
肥大、挂着奖牌纯种狗。在狗类中，也像在人当中样，有好吃懒做，仗势欺人，光说不动和贪图私利。但是莱卡狗决没有沾染上贵族习气，只有室内犬才会有这种习气。（《鲍耶》）
人们有时候把狗打得很厉害，真是很厉害。而且打往往是最好、最有用狗，那些拉车、狩猎狗。养在房里小狗却不遭这份罪，它们吃是糖块，伸出爪子向人问候讨好，轻轻地吠几声，仅此而已。（《白色群山梦》）
这类借题发挥道德议论在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里几乎俯拾皆是。无论是自然现象如风雨晦晴，晨昏寒暑，还是动植物界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作者常常即兴地插入几句议论，然而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寓意都很深远。这种似虚似实、即景缘情、笔锋常带道德义愤记叙风格，在七十年代苏联散文中也是种很值得注意现象。
苏联文学评论界通常把阿斯塔菲耶夫归入道德题材作家行列，这类作家主要思想特征是评价事物人道主义和人性标准，他们力求从社会习俗外表后面见出深藏弊病，以其独特方式揭示现实社会不合理处。以往苏联文学所固有充满政治热情社会理想往往被所谓焕发着道德激情哲理所取代。因此作品里人物也不再是传统正面英雄人物，而是种充满所谓“人道精神”个性。阿斯塔菲耶夫观点是明确，他认为“英雄人物并不由作者造成，而是由生活和历史造成，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英雄人物。‘四时菜蔬，各有时令’……”[12]他就觉得应该写像阿基姆这样人物，因为这种人会“脱下身上最后件衬衫，送给任何人。他给
别人衬衫，但人们会连他汗衫也剥掉，让他丝不挂”。“大家都对
说，这有点儿消极。……那就让别人来写积极人物吧，就喜爱自己这样主人公……”[13]
在艺术手法上这类作家又故意虚化具体社会背景，不介绍人物确切社会面貌，并且不注意故事情节，只着眼于揭示人物行为道德含义。苏联文学界历来不重视除现实主义以外任何当代文学潮流对苏联文学影响，但是在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里，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类方法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阿斯塔菲耶夫创作显示当代苏联小说艺术中种引人注目倾向。他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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