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地证明,至少在们可怜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身上力所能及地保留着公民感情和“难以解决”问题。他演说主要以真诚取胜: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有罪;他提起公诉并不是奉上级之命,也不是履行公事。他在呼吁“报复”时候,确实满怀着“拯救社会”强烈愿望。连那些旁听太太们,虽然最后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抱着敌视态度,也不能不承认他演说产生特别深刻影响。开始时他声音嘶哑、断断续续,但后来很快变得坚强有力,响彻整个大厅,直保持到演说结束。不过他刚演说完,就差点昏过去。
“各位陪审员先生,”起诉人开始说,“本案轰动整个俄国。可是究竟有什值得奇怪,有什特别令人觉得可怕呢?尤其是对们,对们这些人!们不是都已经对这类案子习以为常吗!可怕是这类骇人听闻案件对们来说几乎不再是可怕!应该感到可怕正是们这种习以为常态度,而不是这个或那个人所犯下个别恶行。对这类案件,对这些预示着们前景不容乐观时代特征采取冷漠、甚至温情脉脉态度,其原因何在?在于们犬儒主义吗?在于们这个十分年轻、却又未老先衰社会智慧和想象力已经过早地枯竭吗?在于们道德原则彻底动摇吗?或者说这些道德原则们这里也许就根本不存在吗?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然而它们是令人痛苦,因此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有义务为这些问题而痛苦。们刚起步、谨小慎微新闻界却已经向们社会提供某些帮助,因为如果没有新闻界,们便永远不可能比较完整地解那些恣意妄为、道德败坏耸人听闻现象,这些现象被新闻界不断地在自己报章杂志上向公众披露,而不仅仅局限于让在当今圣上恩准新式法庭旁听席上诸位知道。们现在几乎每天读到是些什呢?啊,们每时每刻都能读到那些东西甚至可以使眼下这个案件黯然失色,几乎成为件平常小事。但最重要是,许多们俄国、具有民族特色刑事案件恰恰证明某种普遍倾向,某种普遍灾难,它和们相伴相随,无处不在,对它就像对普遍存在恶样,已经很难与之作斗争。有位上流社会出身、年轻、优秀军官,刚开始生活和踏上仕途,却丧尽天良,在个僻静地方,卑鄙地谋杀个以前曾经多少帮助过他小*员和他女仆,以便窃取自己立下那份借据,顺便抢走那*员钱财:‘这些钱对在上流社会享乐和日后仕途大有用处。’他杀死主仆两人,临走还在死者头底下垫枕头。还有个年轻好汉,胸前挂满英雄勋章,竟在大路上像强盗那样杀死自己上司和恩人母亲,而且在怂恿自己同伙下手时对他们说:‘她像爱亲生儿子那样爱他,因此她会听从他切劝告,不会有所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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