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段有效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威权,不过矫揉造作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小自耕农作抽税对象,财政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无可辩驳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稳固m;主制度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经济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加m;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社会动荡。”[9]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家庭总是相似,不幸家庭各有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漫长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土耳其版“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起点,经过几十年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是自上而下“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m;主化以后,数量庞大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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