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第28页。
[9]戈·埃·哈威：《缅甸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48，第57页。
[10]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
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75页。
[11]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页。
[12]贺圣
步。“为什
东方大清帝国声威
遇到不列颠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印度居民长期过着种失掉尊严、停滞、苟安、消极生活”[55]，马克思答应是因为“这些田园风味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牢固基础；它们使人头脑局限在极小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56]
马克思进步认为，“历史中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使命：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帮助下对自然力统治。资产阶级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
表层样。”[57]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历史主线就由原来治乱循环这条线，变成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未来走向。
[1]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康南海文集》，宏业书局，1987，第335页。
[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8，第27~28页。
[3]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0页。
[4]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6页。
[5]《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按中文理解，则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内。《南京条约》英文本则将中文本中“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andtowns。英方认为citiesandtowns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
[6]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66页。
[7]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论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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