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
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对此，美国辖区内采取
相应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54]
从此，北京有公厕，也不再沿街倾倒垃圾，城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
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清z.府因此把洋人这套做法保持下来。
就这样，伴随着殖m;主义和全球化，起源于西方“卫生”观念进入到广大非西方世界。当然，不论如何，这些变化丝毫不能减轻八国联军罪责，不过西方卫生文明传播到中国，确实在定程度上改善城市卫生条件，降低城市传染病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个重要背景。
马克思说，殖m;主义摧毁东方农村田园诗般传统生活，这“从纯粹人感情上”当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历史进
，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因为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相当段时间。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段，倘有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洋人“热切期待这次短暂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冲击能产生积极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陈旧而顽固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击，北京也会从个封闭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德国人、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后，倡议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地方性事务。
管理北京委员会要求“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53]。生活垃圾如“炉灰秽土”等乱倒亦被禁止，“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对此，英美等国界内，“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北京从此才在历史上第次有垃圾清运车。
为改变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大小便习惯，占领军采取严厉惩罚手段。1902年，北京民间报人彭翼仲等自办《启蒙画报》，发表《防疫歌》，描写联军当初在北京情形说：
回想联军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扫清，禁止污秽罚洋钱，防疫无如洁净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
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此君将来管街道，定不准乱撒溺，此君将来修路程，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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