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者”。这与当时清朝监狱比起来,确实个天上,个地下。
在英国待段时间后,刘锡鸿叹息说,英国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也”。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bao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41]。没有闲官,没有游手好闲百姓,上层政治家与底层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bao不仁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因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然,虽然刘锡鸿在自己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评价,并不妨碍他公开大肆攻击他同事郭嵩焘“崇洋媚外”,而且他回国后对皇帝讲几乎完全相反,这也是晚清很多*员做法,因为称颂西洋国家在当时中国容易遭受攻击和迫害。
五
讲到这儿,们要说,晚清那代读书人对西方观察是不全面,他们对西方列强描述过于理想化,对西方文化些负面因素关注得不够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西文明发展阶段不同,反差过大,乍接触西方文化,他们被这种过于巨大差距震撼到,头晕目眩之下,只注意到其中光明部分,没有看到或者忽略黑暗面。事实上,西方到今天也没有达到儒家描述“三代”那样理想状态。另外,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理想化部分动机,和伏尔泰们当初把中国理想化、在欧洲掀起“中国热”动机,也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借他处之长,来攻此地之短。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许并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异邦文化如此完美,他们最终目,还是希望以此来触动自己同胞,推动自己父母之邦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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