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极”。然而到
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
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
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人。”（《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同时，皇帝施恩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太阳，照在*员身上也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些贪污*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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