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
初衷，不过是想让*员“肉痛”
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项财源。
和砷当政后，马上发现
“议罪银”妙处。罚俸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定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砷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罚之。
此举出，那些聪明大臣们马上就发现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充实不声不响地立功，可谓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
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万两上来就可以。
被动交纳议罪银大臣当然就更多。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钱包随时有被和砷以各种借口打劫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砷掂量这个*员家产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当然，也有更多*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怒之下，要砍他头。还是和砷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钱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脑袋而给和砷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砷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钱包里注入大量现金。仅从现存《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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