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
只眼闭只眼
。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
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
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典型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令皇帝有点烦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掸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tf行为，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种。更为严重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追求，给天下传达许多不良信息。
第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员们整日比是谁家厨子好，谁请戏子高明，谁收藏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带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进贡热另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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