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个月就究出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驳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三五)
除懒,政风懈怠另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
如果说专政政治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迅速发育机会,其中最明显表现就是游民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名为“啯噜”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形成说:“乃有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员“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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