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统治者最热爱是稳定,而维护稳定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所以,乾隆对于老百姓,有着对比鲜明两副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良
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为什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乾隆年间粮食总产量虽然创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传统农业生产主要目不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中国人也心甘情愿。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提升速度,乾隆年间这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正是这样人口奇迹造成乾隆朝尴尬。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最有力证明,另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方方面面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压力导致空前生存竞争。
由于人口增长,人多地少矛盾越来越突出。地主不断提高要价,增长地租,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有案例记载,乾隆初年,四川泸州块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仅仅过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24石。另个案例显示,湖北黄冈块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后,租价就上升到6石。地租如此直线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佃户忍无可忍,不得不起来抗争。
乾隆六年(1741年),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田租,还组织周围佃户,驱逐前来收租地主。地主在保正帮助下,逮捕几名动手佃户关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组织民众,“将业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烧毁”,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抗租风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纠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罢市,希图挟官报灾,免粮赖租”。
除抗租之外,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越来越多人种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并挟有草束,又复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抗税斗争,“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闻,征税如故,西乡民相率哄县堂,人挟苗束委弃庭中,顷刻山积。阍者以大言吓之,几至激变”。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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