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官僚机器。为使这部庞大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平衡,缓和他们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成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平衡策略。因为旦两派中不管哪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员,造成人才资源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重大失衡。
为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建议和施政中个人目。他努力使全国*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操纵。有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张照担当此职。但那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以后又找个适当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政治局面头雾水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性能有深入解,对每个零件都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须臾离不开,对他们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宝座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局势有党争危险。他历数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鄂尔泰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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