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些朋友常常问:谢兰生,见到资本獠牙吗?见到资本狰狞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
们这些“独立导演”解禁电影陆续上映,被观众嘲笑说“闷”,被媒体宣判死刑,而还有《见钟情》呢,被争论、被
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觉得是个希望,被看到个希望。于是,请莘野来拍《圆满》,又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就带着剧组人在全国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盗版出现,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起来。
1997年……
2003年,永远都忘记不。11月1号那天下午,在新开图书城漫无目随便溜达,却见到《看电影》杂志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流程变,在前进!”“电影局要给您解禁!”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座谈会上,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年半,拍摄《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15年,终于能被公开放映。
被人看到时候,才是活着。
在看来,走当初那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人们吗?说实话,不希望片被拿去证明什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些时候,又陷入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事。只知道,21岁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不想,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更在意能做,比如,就在上月,与电影局川局再次表达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构成可以进步地改良,减少*员数量,增加其他人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审片委员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希望能更加自由,不避讳这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在表明态度同时也放弃沟通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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