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所瞩目，愧
是自己胸襟远不如曾国藩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
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
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中华之志气！”
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代宗师之称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封恳切长信：
官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姓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举矣。昔王禹偁曰：“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闿运这样信，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支支利箭，齐向他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心脏穿烂，化成肉酱。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人络绎不断，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勤政爱民清官贤吏。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个绝大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地方官，莫让自己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到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地步。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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