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基础上。这点在东汉末年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个正常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绝对正确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权力媾和,算不上种常态政治构
个权力变现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时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种开辟之功。
为*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断前朝伟迹之。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是有种非同寻常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员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个喊不起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种粗放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点是杜绝地方豪强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件很简单事情。这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更加简洁高效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个更加严重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种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形成,也非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揽权专擅,事权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这个东汉朝局,从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次大退步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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