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惊道：“什
，你准备去大陆？”
“是
，”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
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前，
在伦敦就接到秘密信件，邀请加入即将创建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
周赫煊乐道：“小徐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
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z.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主义成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
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名气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就是他《风萧萧》。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谍战小说，讲述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斗争。
描写谍战《风萧萧》让读者耳目新，当时是这样形容：“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个新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创作生涯进入另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扛鼎人物！
就拿张爱玲《秧歌》来说，写是新中国农村“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方是“绿背集团”，另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回来，”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四条！”周赫煊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们都是有底线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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