踟蹰。
《乐府诗集》卷二十七《薤露》题解引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z.sha,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挽歌。”可见,《薤露》《蒿里》原是两曲丧歌,充满悲凄之情是不言而喻。曹操拟作已不是丧歌,但其主旨是哀悼国家丧乱,这同古辞哀悼个人死亡仍有相通之处,其悲凄情调更是脉相承。在描写重点上,《薤露行》对皇室陵夷发出慨叹,《蒿里行》对人民死亡表示悲伤,同李延年以古辞《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也不无联系。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论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
曹操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也接受汉乐府民歌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通俗。通俗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钟嵘《诗品》说曹操诗歌“古直”,“古直”在定程度上可理解成为通俗同义语,这同“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内编卷)汉乐府民歌是脉相承。其次,曹操采用在民间新起不久五言、杂言写作,也为其诗增添通俗色彩,这在五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表现手法方面,曹操对汉乐府民歌也多所继承。
当然,曹操学习乐府民歌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照搬。他所表现题材虽然不少是乐府民歌中常见,但却仅仅是从同类题材中接受启发,并非怀古和述旧;虽然用乐府旧题写作篇章在内容或情调上同旧题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总说来却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如曹操用原为丧歌《薤露行》和《蒿里行》描写汉末丧乱,内容已有很大不同,形式也由杂言变成五言。借古乐写时事,这是曹操独创,这不仅使曹操自己诗歌获得丰富生动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为其他建安诗人在题材选择和主题表现方面树立榜样,而且也为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乐府诗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开出先河。此外,比起汉乐府民歌来,曹操诗具有较重主观抒情性质,具有个性化、抒情化特色。曹操坚持写自己亲身目睹、耳闻、心感东西,感情饱满,气势健旺,形成种明朗刚健艺术风格,这就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形成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时代和乐府民歌影响有关,曹操个人也做出重要贡献,并成为建安风骨代表者。建安风骨后来成为文学史上面旗帜,刘勰、钟嵘、陈子昂、李白等人反对六朝绮靡文风,都大力标举建安风骨,对唐代诗歌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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