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乱以来，铸币业已近于废弃，民间、特别是农民拥有
货币极为有限，
般都采用谷、帛进行交易，如果要他们用钱币上税，就必然会给商贾提供乘机压榨农民机会，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改征农民自己能够生产实物，对农民是不无好处。
东汉中叶以来，农民对z.府承担赋税呈逐渐增多之势。质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记中说：
“现在宦官当权，水灾蝗灾接连发生，而朝廷花费却比以前增加
十倍。河内郡，过去征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现在却增加到十五万匹。当官是不会出钱，这些负担全都摊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只留下些空头户口；户口既少，而家中没有资财又多，因此所受到盘剥也就更加惨重。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像是碰到敌人，要
强迫他们出卖田土房屋，要拼命拷打他们，弄得老百姓忧心如焚，朝不保夕。”
由此也就不难见出斑。因此，曹操规定平均每户交纳绢两匹、绵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准任意额外多收，特别强调豪强地主对田土资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确实是在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后来，西晋在灭吴统全国后征收课田赋，规定每个丁男课田五十亩，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亩要交租八升，剥削量比曹操规定增加倍之多。户调令则规定丁男（十六岁至六十岁男子）作户主，每年平均要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十六岁至六十岁女子）或次丁男（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和六十至六十五岁男子）作户主折半交纳，即纳绢匹半、绵斤半，边远郡县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这个剥削量，也约比曹操所规定增加三分之。这样比较，不难看出曹操对农民剥削确实还算是比较克制。当然，他这样做，目还是为维护自己利益及地主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其令中所说，如果放任豪强兼并，“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而且执行起来也并不可能那彻底，但对于改善农民在经济上处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还是会有定作用。
打击豪强是曹操贯主张，还在他担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就已身体力行。他自己带头打击豪强，同时也特别注意选用干练官吏来贯彻自己打击豪强主张，并在这方面涌现出批出色人物。如献帝都许后，曹操任命满宠为许令，把治理京城重任交给他。曹洪手下有个宾客，倚权仗势在许县境内多次犯案，被满宠逮捕下狱。曹洪得知后，给满宠写去封信求情，满宠不予理睬。曹洪无奈，只得去求曹操，曹操于是召见许县主管刑狱官吏，打算解下情况。满宠担心曹操会出面干预此事，于是抢先动手，下令将罪犯立即处死。曹操得知消息，不但没有怪罪满宠，反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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