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树王》、《孩子王》,念起来有节奏,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个顺序。
《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当时给个叫俞康宁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讨论莫扎特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地方。说第二乐章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于撒娇式抒情。这瞬间,倒明白《树王》不对劲地方。俞康宁后来患肾炎,从云南坐火车回北京,到站后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来,再后来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门做拍摄灾情工作。后来想到们在乡下茅房里讨论莫扎特,莫扎特真是又远又近,无疑很奢侈。幸亏艺术就是奢侈,可供们在那样个环境里挥霍。
九九二年,到意大利北部山区去见奥米先生。奥米先生是意大利电影导演,在纽约看过他经典之作《木鞋树》,深为折服。奥米先生提出拍《树王》,说叫来导,后来不知道怎样拒绝。《树王》怎可以再提起呢?它是创作经验上块心病,后来又是发表经验上个心病。《棋王》发表后,约稿紧促,就把《树王》递出,窘当然是自己。
《树王》之后是《棋王》阶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小说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联系,要解决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
《孩子王》是自认成熟个短篇,写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书。小说写到这种状态,容易流于油滑。写过几篇之后,感觉像习草书,久写笔下开始难收,要习汉碑来约束。这也是翻检小说之后,觉得三个时期各有篇,足够。其他,重复,不应该再发,有些篇,例如有篇讲近视眼,连自己再看过后都生厌恶之心,有何资格去麻烦读者?
开始写小说时候,正是中国出版黑暗时期,所以习作开始,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良好习惯,此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直到现在,直困扰。
此次重新出版旧作,新在恢复《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去部分,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过《树王》手抄件已被《中国作家》清理掉。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有那多文学刊物每月发那多小说,真是不祥,个文学刊物,实在要清理下仓库。现在就正常多,小说发表量和小说阅读人口,比例适中。
九九八年底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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