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
权力构造与非正式制度
由周雪光教授评论引发思考
鲁西奇<注："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2000、2019)、《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2014)、《中国历史空间结构》(2014)、《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2021)等。另著有学术随笔《何草不黄》(2015)、《谁历史》(2019)等。">
周雪光教授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细读
拙作《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并给予全面深入评论，
非常感激。作为作者，对于周老师美意与肯定，只宜让它随风飘去。
直很关注周老师研究，读过他以中文发表大部分论著，所以，对周老师评论出发点与基本理路，可以大致理解与把握。因此，细读周老师评论，努力将周老师提示与自己研究结合起来，思考哪些问题可以落到历史学实证研究上来，拓展未来研究空间，调整自己研究重心和具体路径。本文主要谈谈周老师评论给带来启发，以及由此引发三点思考，作为对周老师回应和感谢。
第，周老师引钱穆先生之言，认为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讲，指出拙作主要着眼于对于制度考证，对于运行制度“人事”则未予充分关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于制度意义、性质进步阐释和讨论。这是知者之言。在此之前，徐畅(2021)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发表评论中，有更为明确批评：“作者主要对王朝国家乡里制实施原则和方式进行系统探讨，基本没有对漫长历史时段内乡里制下执事人员身份、性质、职掌开展辨析与对比”；“也正是由于并未着力于捕捉制度史图景中‘人’角色，对于中国古代乡里制研究中些热点、难点问题，如隋唐之际乡官被废除原因，唐宋乡里执役者由官而役转变，本书并未给出强有力阐释与回应”。（徐畅2021）——这些都是很中肯意见。
这确实是拙作缺失。应当说，当然注意过这些问题，也曾经认真地考虑将“人”因素更多地放在乡里制度中加以考查，但最终却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除拙作篇幅已经过长，远超预想，更因为实际上未能真正找到最合适研究路径。关于乡里制度下执事者身份、职掌及其地位、性质，已有研究大多将其置入户籍赋役制度中加以分析，特别是考查其在户籍制度中身份与户籍等，但由于乡里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三者在结构上高度重叠、职能上也高度互补，这种办法实际上易于造成循环论证。指出某位乡里执事人具有怎样户籍身份（以及其所包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具有怎样赋役责任或者可以减免哪些赋役责任，虽然也有意义，但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展示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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