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如果说本雅明和其他
现象学家从历史中重新发掘
“此时此刻”，那
阿伦特想借用卡夫卡所说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裂隙”中那个人，似乎要面临比本雅明“历史天使”更为复杂局面。
方面，过去已经无法为未来提供启迪，那个可怕裂隙原本可以通过调用“传统”弭平，但现代性加速发展使得过去和传统退却得越来越快，而萨林斯所说那种用过去解释未来、现代和未来不过是过去历史模式重新展开“英雄历史性”，或言“国王时间”，也几乎消失殆尽(Sahlins1985)；另方面，未来,bao政和霸权也遭到前所未有批判，历史主义几乎被本雅明等人宣判死刑。因此，那个人必须和“两个对手”——过去和未来——交战，并成为裁判。
阿伦特认为这个人所立足“裂隙”不是通常所理解“当下”，“毋宁说是个时间中裂隙，‘他’持续地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得这个裂隙得以维持”（阿伦特2011，8）。因此，这种裂隙更多是精神性，是种短暂思想空间，而非客观历史时刻。但这又是时间和历史核心，每个个体、每辈人都必须重新面对无尽过去与无尽未来问题，并做出自己裁决。当然，个体也完全可能“‘筋疲力尽’，在恒常战斗压力下虚脱，遗忘最初意图，只记得这个时间裂隙存在，而自己必须捍卫它，虽然它看起来更像是战场，而非家园”（阿伦特2011，10）。这种战争状态在阿伦特看来是现代心灵基本困境。阿伦特这本书就是试图为身处过去与未来冲突洪流中个体提供战斗经验和思想操练。
如果说本雅明批判并拒绝虚幻而,bao虐未来，那他实际上（至少在欧洲）破坏自19世纪以来时间性基石，也打碎文化——社会生活基本前提。这就是“二战”之后阿伦特在写作时面临历史情境。既然“历史天使”已死，具体人必须在个体基础上栖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裂隙，进行场恒常战斗。但不管怎样，在这场战斗中，作为个体人，是既有无尽焦虑，也有和解希望。这种时间体验与战后基本政治经济局面及思想动向也是相关。方面，进步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而是借由国家对经济管理普遍增强、冷战格局下西方发展观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等新契机重新复活——换言之，进步主义时间结构依靠种空间结构得以维系，即把西方当下变成地理空间中他者未来(Osborne2011，15—20)；另方面，所谓“当下主义”(presentism)正在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终结、持续经济“滞胀”、失业率高企以及技术层面发展，使得这种新时间性不断扩张。最终，“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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