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也在该文集中用“主体——实践”范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
“非国家空间”生成
故事，并提出要重视各种非正式行为和关系，重视草根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各种策略，重视普通社会行动者能动性。项飙2000年并没有参加“过程—事件分析”争论，不过，他在该年出版《跨越边界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项飙2000）可以说与“过程—事件分析”风格是有亲和性。
自己当年也卷入这场争论中。
篇论文正是孙立平提出“过程—事件分析”赖以立据三篇经验研究之。而在随后出版博士论文《大河移民上访故事》中更把“过程—事件分析”或“关系/事件分析”发挥到极致：在该书正文部分，既没有提出任何个理论概念，又没有进行中层理论文献综述，也没有进行通常意义上社会学机制分析，而是通篇像小说样在讲故事（应星2001）。在2000年社会学界（而不是人类学界），以如此风格提交博士论文，还是有些匪夷所思。人们通常产生质疑是：“那是个不错故事，可它真算是（社会学）研究吗？”(Ceglowski1997，188)。有人惋惜浪费如此好分析素材，没有实现从素材到分析、从故事到理论提升及跨越。当然，在论文结语部分对此是有所申辩。当时既展示“过程—事件分析”对洞察中国社会独特价值，也已意识到这种方法适用范围及被滥用危险。社会学者故事是“讲”出来，“讲”本身就是理论功夫体现；这种“讲故事”高下之分，端赖研究者问题意识及对复杂事件和微妙局势精准把握。
之所以在此重提这场学术争论，不是要在“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做个是非高低判断。正如张静(2000，15—16)当年在争论中已指出：这两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对立、排他，究竟是进行因果分析或结构分析，还是进行过程分析或事件分析，取决于研究者所关心问题及资料性质。旧事重提是因为“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都通过这场争论而有新发展。孙立平(2002)后来提出“实践社会学”，而张静(2018)则提出“从故事到知识案例分析目标”。两文均在国内最重要社科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都各自赢得广泛读者。这两位同样令人尊敬前辈在学术争论上佳话权且不表。而自己从2012年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历史社会学和g,m社会学后，也将“过程—事件分析”路数带入并有新发展（应星2016）。当然，学术争议再次随之而起。如果说由于中国社会学界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分家优良传统，因而社会学接受人类学这种常见“讲故事”方法还不是太困难话，那
，当“过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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