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
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郄只要添上”。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义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觲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仆素，略无文采
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峈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１２」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１３」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１４」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叨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逃，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拯偲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萹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徐爱跋）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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