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某天,在翻阅堆史料时候大吃惊,便急速放下手上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段时间,查检本又本书籍,阅读篇又篇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这样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省份不是们现在可以想象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专门阐述,姑且省略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家庭和个人,最前面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又是山西人。
按照们往常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发达、豪富人家消费,大大提高所在地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份材料有趣地说明这个问题。八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文中提出个大胆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些人多地少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西迁,是江浙带,那里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六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山西百姓。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本人有限见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信号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把它们忽略。例如,现在苏州有个规模不小“中国戏曲博物馆”,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戏台和观剧场所,连贝聿铭这样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记得当时也曾为此发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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