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要做
点别人不能替代
事情吧？总要有些高于捡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行为吧？想来想去，这种事情和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这也是种回归，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化意义上回归。
比较常见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桦叶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周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位佛学家利用切机会传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
初步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上文明进步。
文化素养更高点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钟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志》，吴桭臣所著《纪略》，张缙彦所著《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学术价值。
们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研究除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们学术传统至今还常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克服这种弊端，写下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页。
他们脚下这块土地给他们那
多无告陌生，那多绝望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热量，使它进入文化史册。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南方家族所起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吕留良家族，安徽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吕留良（吕用晦）家族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
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悲哀，但他们对东北开发事业却进行代接代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老资格“土著”。那他们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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