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考虑那些钱可以买
朗在丹麦买到多(稍后会解释为什)。因此,墨西哥比索对丹麦克朗官方汇率低估墨西哥实际生活水平。
问题是,这种外汇市场汇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比如三星Galaxy手机或国际银行业务)供需决定,而笔钱在国内能买多少东西是由所有商品和服务价格决定,其中包括些非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比如出去吃顿饭或者打个车。1
为处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想出“国际元”这个单位。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概念,种货币价值,要看它能够在不同国家购买多少同商品和服务集(被称为“消费篮子”)。[5]这样,“国际元”这个单位,就能够比较不同国家收入(经过PPP调整人均GNI),并成为衡量各国生活水平种通用方法。
服务业劳动力昂贵国家,经PPP调整后收入(下简称人均PPP收入)都显著低于按汇率换算成美元后收入(下简称市场汇率收入)。这些国家都是富国,当然那些雇用廉价移民劳工国家除外,如美国和新加坡。而那些服务业劳动力廉价国家(穷国),人均PPP收入往往高于他们市场汇率收入。[6]
回到上面提到丹麦与墨西哥比较。丹麦人均PPP收入比市场汇率收入低30%(40140美元VS.58980美元)。而墨西哥人均PPP收入比市场汇率收入高60%(15010美元VS.9330美元)。因此,本来两国相差六倍多收入差距(58980除以9330),经过PPP调整后变成不到三倍(40140除以15010)。
PPP调整对研究方法和选用数据非常敏感,很重要原因它是建基于这个大胆假设:所有国家消费同样商品和服务篮子。研究方法和数据造成差异并不小。2007年,世界银行改变估计PPP收入方法,这导致中国人均PPP收入降低44%(从7740美元减少为5370美元),新加坡人均PPP收入则增加53%(从31710美元增加到48520美元)。
收入不等于生活水平
即使经过PPP调整,各种收入数据,比如人均GNP和人均GNI,都不能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理由有很多。
明显又重要点是,们不只靠货币收入生活。们想要政治自由、充满活力社群生活、自实现和其他金钱买不到东西。货币收入增加不但不能保证这些东西会增加,甚至还可能削弱它们。举个例子,如果收入提高是以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大工作强度为代价,们用于社群生活或自实现时间和精力就更少。
另个理由是,收入数据不能反映家务(包括照料护理),而家务对许多人群——小孩、老人和病人来说,是最重要事。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