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说,“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情况。再来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烟盒里取出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次点是靠香烟商标那端,这样香烟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
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们以后再谈柏林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以后你飞回伦敦。你剩下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吗?”
“是,尽管已经算不上什。”
“你在伦敦做什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酬劳发放,为海外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可以。国外‘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们,再由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代号,数字前面加个字母。卡尔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对手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能吸引他,什是他所痛恨。最重要还是他知道些什。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他是个跟自己过不去人,个选择背叛过去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经验:他见过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新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阴影。而且他们中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人也不敢烧十字架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同时,摧毁叛节者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自尊心让他必须这做。彼得斯也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些情况,那也是种欺骗。这都是他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点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是毫无保留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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