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是他自己改变想法。[60]
曾布也是这样认为。1101年末,他试图向弟弟曾肇解释,徽宗为什对哪类*员留在朝廷改变想法。在较早封信中,曾肇表示担心,“善人端士”都已经离开朝廷,而取代他们人大部分曾在改革派手下任职。曾肇提醒兄长,他之前曾竭力反对章惇和蔡卞等改革派,就不应当期待这些人追随者现在会与他合作。因此,如果改革派重新掌权,对于整个曾氏家族将是场灾难。曾布在回复时强调徽宗真心希望“破朋党之论”,“调士类”。但令徽宗失望是,保守派不愿意妥协,对神宗朝所有事情仍然味诋毁。[61]
即使认同徽宗已得出结论,将长期对立两派努力拉到起,合作无间,这也是不值得。可能仍然有人会问,为什徽宗最后选择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呢。对此,认为有必要对比下蔡京与陈瓘。在受道学(朱熹新儒家流派)深刻影响传统史学中,陈瓘是这时期最受尊重人。[62]他被视为非常正直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正确事情。他任职前两年呈递给徽宗四十多篇奏疏被作为范本保存下来,在本书中,也多次引用这些奏疏——例如反对章惇、蔡卞、蔡京、曾布、安惇和向太后亲戚奏疏,支持邹浩和龚夬奏疏,如何解释火星之行失常现象警告奏疏,关于徽宗去弟弟王府观看灵芝错误奏疏,关于计划扩建景灵宫错误奏疏,以及关于节俭之必要奏疏。还有些奏疏提出般性建议,其中份建议徽宗阅读司马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还在份奏疏中告诉徽宗,汉唐四十多位皇帝中,只有三位值得效仿: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这三位皇帝都是在年轻时登上皇位,而且都具有令人钦佩品格:汉文帝为人节俭,宣帝同情百姓,唐太宗善于纳谏。[63]陈瓘还分析过去数十年几次政治逆转,称王安石在1076年隐退是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神宗改变早年极端派系斗争做法,开始将保守派召回朝中。因此,如果徽宗真心希望“绍圣”,就应当遵循神宗最终方向,而不是他开始时改革计划。[64]
陈瓘奏疏言辞中肯,文字优美,徽宗似乎很喜欢这个人。徽宗第次罢免陈瓘是在1100年十月,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向太后亲戚,指责向太后把持朝政,从而惹恼太后。为让陈瓘知道自己仍然很欣赏他,徽宗派人给他送去百两黄金厚礼。五个月后,徽宗把他召回京城,但没有任命他继续做“言事官”,因此他奏疏不像以前那多。但只要他写奏疏,就会直言不讳,措辞激烈。
徽宗为什最后会决定宁愿与蔡京而不是陈瓘合作呢?从徽宗角度看,他们二人重要区别是,蔡京为人很积极,总是告诉徽宗他能做到事,而陈瓘却非常消极,更愿意指出徽宗不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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