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
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m;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时候，这是唯
种可能变革“家天下”手段。
若是家姓之天下，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句空话。墨家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指出现如今要追求乐土应该是种什样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路是有经验，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东西。
墨家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需要逻辑事务。
但是当墨家体系逐渐形成统之后，演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儒家唯优势也就没有
。
这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过程。
这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村社里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利益，明白此时国到底应该是个什。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利益所在时候，便会明白什样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词汇，都让市井间有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法家，讲究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目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样，也只留下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样，缺乏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想法是美好，但却又会矛盾，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墨子所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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