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
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给忘，北大把给忘，老彭也把给忘。望着黑黢黢
窗外，不止
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走进石窟，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
从1963年到1966年，参加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边发掘，边搞社教活动，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才能暂时忘却心中不快。
在毕业分配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十九年里，有好几次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适应敦煌生活。随着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逐步深入，也逐渐对敦煌产生割舍不断感情。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安排，但更重要是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先生老彭。
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直说并不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事业来敦煌，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怀第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分娩时候出现意外，力主去武汉。况且在敦煌身边个亲人都没有，生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个人在敦煌，坚决让去武汉。这样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个多月，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话，整个人就愣在那里。不是个善于言辞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办公室。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脆弱。
不仅不能哭，竟然还接到通知，让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季节，所里要和研究所其他同事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棉花长得很矮，挺着大肚子，怎
摘？所里有女同事很同情，劝不要去，定要去请假。赌气说：“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天棉花，就动弹不得。当时，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老乡很有经验，眼就看出快生，非常同情，也很为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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