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地,但在盛唐诗人笔下,贬谪居然如同辞职远游,连赠别之作都带有对“诗和远方”艳羡之意。这样想来,杜甫《三吏》《三别》及《北征》诸作之所以写得如此精彩,除个人才华与战争实况,也有从盛世中坠落、切都显得触目惊心缘故。富裕犹太青年茨威格在维也纳诵诗和歌剧声中听到战枪响,小康之家迅哥儿在困顿中走向当铺账台,陈丹青所说长着“没受过欺负脸”美国青年陷入越战火海,他们面对人生惨境时震惊程度,远远超过习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23]人们。从盛世中坠落,人们才会发现现实,而在现实泥沼中沉沦太久,又会寻求超越。文运与世运关系相应而又相违,正出自这微妙原因。经过安史之乱,中国再也不出产像开元时代那样派天真诗人,浑然天成盛唐气象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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