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记》主要记录道武帝开国及之前
拓跋历史，史源依据主要是拓跋传唱史诗《代歌》（太武帝时定名为《真人代歌》）。据《魏书·乐志》，这种经过
道武帝审订《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代表草原传统中官方历史叙述，邓渊修史，不仅要从中取材，而且要据为纲领。问题在于，从鲜卑语《代歌》到汉语《代记》，不只是
个翻译过程，而且也有文化环境和价值判断转换问题。周良先生所说收继婚习俗，在鲜卑社会里人人视为当然，到华夏社会里就是人神共弃乱伦之恶。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国史所录些拓跋故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史臣直笔招祸，最易在此方面产生。”
田先生还怀疑邓渊之死起因于《代记》里违碍文字，是“场不动声色文字狱”。不过，如果邓渊《代记》里有关文字确实引起道武帝注意，那
杀掉邓渊之后，这部分文字理应会被删改，甚至全书遭到毁弃，不至于遗留下来供后之史臣当作修史基础。而且，道武帝应该没有什汉文阅读能力，他身边勋贵亲近更是清色“鲜卑车马客”，都不会有对汉文《代记》进行审读热情。道武帝时代鲜卑贵臣，对华夏文化和伦理价值纵然已有定解，但还不大可能会产生文化传统上自卑感，因此，拓跋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风俗传统或政治实践，也都没有回避或讳言必要。那时满朝都说鲜卑语，汉语书写只是个行政工具而已，史书编写也带有很强装饰性。在这样时代背景下，邓渊《代记》并没有机会进入聚光灯下，邓渊被杀也不是因为史书中违碍文字。否则，亲身经历道武帝内廷风云崔浩（田先生说他是“邓渊之狱目击者”），怎可能还照搬邓书，重蹈覆辙呢？
史书编纂，成于祕书，能够读到人是很有限，而最先读到人，也未必仔细寻觅其中问题。崔浩国史编订完成后，必定先呈太武帝审阅，太子景穆帝也应该是最早读到人之，他们都没有提出什异议，景穆帝甚至还赞成把国史刻石立碑，可见他们都未察觉有什不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崔浩所编国史重点在表彰太武帝功业，这部分既是崔浩倾力纂录，又是朝廷殷切期待，审读者自然专注于此。可以想象，崔浩是出色地完成这任务。当他手下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时，他竟然同意。把崔浩这行为仅仅看成他自
膨胀，恐怕不定符合当时情境，也未必符合崔浩贯性格。崔浩敢于把新编史书这样招摇地铭石立碑，是因为他要讨太武帝欢喜，不过是贯彻太武帝当初命他修史本意，或许这做甚至得到太武帝本人直接或间接赞许。《魏书》记太子景穆帝也认为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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