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大另座安身立命基石,是自九七0年到九八八年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所共同开设“高级英文”课程,它是最稳定、最强大挑战,也是最乐意接下挑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学院研究所学生都有进修企图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历史系外文能力不够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阅读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须加强。九七0年,开始教第班时,为测量他们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些有关世界文化英文单篇文章,给他们读后回答些问题。惊讶地发现,这些研究所年级学生,很少读过西方文化观念作品,更未曾有过与本本英文原著奋斗经验。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深处,必须由完整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选文,所以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当说出这个计划时,引起阵轻声惊呼:“怎?要读五、六本原文书吗?”但是,解,台大研究所学生不会承认什是“困难”。
自幼读书,最爱那些令反复思索书。在美国读书或到欧洲访问,关注比较文学领域,以东方人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文化;再由西方观点看中国丰美文学,往返之间,天地极宽,可以与这班学生认真讨论甚多,很值得悉心计划。选取内容丰富、文字优美书,对不是难题。
最大难题却是如何在同时对不同领域人说话。中文系和历史系是所尊重专业领域,他们在校选修课程不同,未来进修和工作目也大不相同,如何能引起他们共同兴趣,达到“高级”英文程度?唯可行之路,也许是诉诸于共同文学心灵。
那时是以美苏为主,冷战炽热世界,台湾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后,禁书名单很长,可以作为教材英文数据多来自美国,最“前卫”新书只有极少数在台大附近,如欧亚、双叶等几家书店,照相盗印文化、心理或哲学方面书,装订非常简陋。幸好可以流通《时代》杂志,每期有十大最畅销作品名单,分为小说与非小说两种。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几家书店买到,据说是有些越战美国军人需要,所以经常到中山北路寻书。常去是敦煌书店,书单出来后就可以买到翻印本,“效率”极高,也是种盛况。至今记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洋书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连夜读着。用作教材书必须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兴趣,文字优美清晰,政治立场并非那时流行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须是学生买得起台湾翻版。
虽然并未按年详记。但即以今日记忆搜集所及,们用教材竟也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间西方文化关怀变化,它们在台湾被翻印和阅读,也产生相当影响。
讲授第本书是赫胥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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