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立编译馆五年，在那个年代，使命感很强，当然有许多可记忆
事。小学、国中、高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聘请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每书定稿都有许多“声音和愤怒”。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编辑委员畅所欲言，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bao。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高中《中国文化史》教科书，也在
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却是最稳妥顺利，那时研究英语教学师资几乎全在师大。九七三年八月出版国中英语教科书，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套自己编写英语教材，几位有理论、有实际经验青年学者反复讨论，慎重定稿，对台湾英语教学有切实影响。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编辑小组有李敞、陈永昭、傅勤、黄灿遂;直到二十多年后（九九七年）担任主任委员，聘请张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黄灿遂等编审委员，都是师大最优秀英语教学名师，与他们讨论是最愉快经验。
另个工作是征询、阅读所有相关重要审查意见书。那时国立编译馆权责是编审国小、国中、高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委托编译馆出版学术用书和馆内自行编纂书也在被审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确性”与“专业正确性”为原则。由此看到
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审查意见书，几乎全是亲笔手稿。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将争议性强烈审查意见交给原著者，唯方式是由馆员抄写，才可以“保护”审查人，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后”到原始文书工作，颇有啼笑皆非感觉。在阅读审查意见中，对台湾学术界，甚至各校师资，有深层认识。各种领域争论，虽颇为严苛，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至今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审查意见，让们难以处理。也仍记得有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审查文章，令人感动。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开会不停发言，他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用极小字手写，读来感到他精力无穷，但他确是真正关心，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建议相当中肯，所以虽然态度严峻。坚持己见，仍是可敬学者风格。另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资料，筛选读物，尽心致力，极为投入。然因对编审委员会意见无法协调，愤而离去，是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件憾事。
在编译馆除负责教科书，对不同领域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清清楚楚地记得为“大学用书”出版第本书《西洋哲学辞典》，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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