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
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
。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
根旗杆，同处于当风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来，它们之间再没邻里间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甚至连七号楼里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三个黄色病房里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两次，而且旦他们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过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生活当成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永恒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趟。他们像犯人般，把医院以外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油印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1]赠送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
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是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透视间，或者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他命，还有些时候，年中有那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这个世界，这里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笑声盖住。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笑声是神经质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会，他俩站起来，脸上因笑缘故还泛着红潮，他们穿过病房，朝麦金太尔病床走来。
“嗨，麦克，听着，”琼斯开口说，“小不点和
有个主意。”他咯咯笑着，接着说，“你跟他说，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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