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他老同志巴格良诺夫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侦讯长,九三七年被捕,在九三九年短短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不少热爱自由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人,准备今后做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生活渐渐恢复原来样子,他腔调也渐渐变。
克雷莫夫笑着说说巴格良诺夫思想怎样渐渐地、步步地变化。不久,他军装发还给他,这个时期他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事。
可是终于他劳改营释放证换成莫斯科居民身份证。马上就可以感觉出他想踏上黑格尔立场:“切存在即是合理。”后来还他住房,他说起话来就完全不同,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判刑人是犯叛国罪。后来发还他勋章。后来恢复他党籍和党龄。
活必然变化同战争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胜利联系在起,是很简单、很容易。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简单,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也是干部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另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喜欢钓鱼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起坐小船在乌拉尔些河上游玩。
恰好在这时候,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不快事。巴格良诺夫就再也不给他打电话。有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从停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河边沙子凉丝丝,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乐事。等战争结束,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方法。原来,他除有两个亲生儿子以外,还收养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人情味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九四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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