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心绪异常阴沉。他
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谈话，他说话太危险
。他想起在大学里时候，那时候他说话太随便。他和米佳争论过，和克雷莫夫争论过，虽然有时他也赞成克雷莫夫观点。可是他这生从来没有敌视过党，敌视过苏维埃政权。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时说过些特别尖锐话，不觉浑身都凉。可是克雷莫夫这个坚定、坚持思想原则**党员，这个狂热信徒，从来不怀疑什
，却被逮捕。他和马季亚罗夫、和卡里莫夫说过那多离经叛道话，又会怎样呢？多奇怪呀！
通常到傍晚，黑暗渐渐来临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受不。但是等到他觉得完蛋已成定局，他就下子快活起来，轻松起来！哼，去他吧！
想到他研究成果得到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发疯。但是当他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研究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粗野、无味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为种活着感觉时，他就愉快起来。
现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虑检讨自己错误。他是渺小可怜，是无知，检讨也不会有什改变。谁也不要他。不论检讨不检讨，愤怒国家都把他看得文不值。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变化得很厉害。她已经不在电话里对房管员说：“请您马上给
派个修理工来。”不再到楼梯上去检査：“这是谁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点儿不正常，摸到什穿什。有时到配给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起名贵皮大衣；有时扎起灰色旧头巾，穿起战前就想送给电梯女工大衣。
“那样咱们就用不着在这里费脑筋。”
“是，当时应该问，”柳德米拉也说，“可是慌，因为他说，叫你丈夫上午来吧，反正他现在不上班。”
“啊，天呀，他们已经全知道。”
“管院子，开电梯，邻居家保姆，都在看着嘛。有什奇怪？”
“是，是。你可记得，战前来过个年轻人，带着红红小本子，要你向他报告，有谁上邻居家来过？”
维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再过十年、十五年，会是什样子。
“你可记得，在契诃夫《主教》里，母亲放牛，对些妇女说，她
“怎不记得，”柳德米拉说，“不客气地大声骂他句，他只在门口说句‘以为你很有觉悟呢’，就走。”
这件事柳德米拉说过很多遍。他平时听她说时候，总要插话，为是让她说简单些，可是现在他再要求她说说详细情形，再不催她。
“你听说，”柳德米拉说，“也许，是因为在市场上卖两块桌布？”
“认为不是。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单单叫去，也应该叫你去。”
“也许，是要你签什字？”柳德米拉犹犹豫豫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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