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命运》里人物,很多也都是《为正义事业》里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与命运》作为部独立小说来看。这本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描写。其他持不同政见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他们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人;而格罗斯曼感召力,至少部分地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如指掌。《生活与命运》是整个时代写照。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实现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没有取得成就。书中每个人物,不管如何生动地呈现,都代表某群人或某个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命运缩影:施特鲁姆代表是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斯大林主义*员;1930年代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两个;1941年苏军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位可敬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标新立异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当局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苏维埃史诗般恢弘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就是打败纳粹,没有什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劝告,把《生活与命运》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他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次。[26]除《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危险。[27]当局叫他在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份留给谢苗·利普金保存,份留给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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