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为第个被人类射上太空实验狗“莱卡”写下比现实美好得多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多年之后,写封寄给母亲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身边。他甚至想到妈妈生前见到最后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士兵。
这种猜测,来自对格罗斯曼这个人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记得莫斯科作家都不喜欢,认为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他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生巨著被捕,他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z.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梁文道
2015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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