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
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
，说白
就是怕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30多块钱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大批右派就
拨拨地到。咱长这
大也没见过这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地位，自打右派来，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任命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管着有文化，话又说回来，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个个细皮嫩肉，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连个娘们儿都不如，这还不算，属他妈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个比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个撑不住趴下，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狼吃。所以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旦到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择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劳改队粮食定量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罪，党和人民宽大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你瞧瞧，这点儿屁事就能说出这多道道来，要不怎叫文化人呢。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田先生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是冬天挖冻方，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镐下去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劲儿使小没用，抡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十八磅大锤抡到脑袋上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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