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定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臣民总是不对。君王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不同遭遇,讨论就是此类现象。据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种迷迷糊糊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人文科学危机,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钱,那就什危机都没有。
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种z.sha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上大学时,老师教诲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是治史原则,二是党性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搞不清东西还很多。不过也能体会到学者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学说,提出“仁者无敌”之说,有军事效益,和林彪“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另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些消息而已。最好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脸色做学问,你要什做什。必须说明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点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学者对本学科用途说明做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药材可以给人治病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病。照这种观点,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药材,对它能治什病不做保证。另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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