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申诉报告》/
九六〇年四月]
……附带笔，1957年市委负责烈属工作部分
人员，向
解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被捕情况，据说由于他生死不明，长期没有查清，直没有定程为烈士；老程还有老父亲在广东，没有享受烈属待遇，虽然问题尚没查清，但程和生同志表现是坚定……
父母摄于苏州西园，1948年10月。
着蓝布（阴丹士林布）旗袍，沉默，朴素，父亲初以为母亲是小学教员，当时他住康脑脱路。这年暑假，常常在午饭后，太阳热辣辣，母亲雇轮黄包车去看他。
经过二十四年纠缠，延至九七九年，父亲“政治历史问题”才获得完全改正。
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全部供词，抽取最后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
[父亲《申诉报告》/九六二年第N次]
第次写检查，反映抵触情绪，下日，负责审查俞平原同志见，劈头大骂是“叛徒”。他对说：“不老老实实承认，就逮捕！”搞过运动，估计在那种情况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与他顶（已经顶过次），被逼写第二次检查，也孤立地就句供词承认背叛党。其实就这份检查中，如果细心研究，面强调被捕后绝无叛变行为，另面却突然承认错误，这是矛盾，但是俞平原同志并无觉察，不几天，就把逮捕……
处理结论其：也即“被捕变节”。某负责人说：“们说你是变节，你说没有失节，现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调查……”
经过他数度申诉，九五八年“初稿结论”改为：“被捕失节。”
然而关于他们，关于这段难忘细节历史，关于中西功呢……这截昔时光影“积藓残碑”，复杂文献漫漶凝结，时显时隐，于当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样触目……那样无法忘怀……
[《红色谍王》/董少东]
据俄罗斯解密苏联档案，苏联方面在佐尔格被捕
经他九五八年至九六五年N次申诉，结论略改为：“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
[《明室》（三十六节：“证实”）/罗兰·巴特]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乐趣）。语言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种肯定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为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
虚幻，必须有个巨大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情况下，求助于誓言。
在漫长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
九五五年—在母亲描述里是“大难临头，人见不到，待遇取消，必须搬家”之年。最为感叹是两个月后，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伪时期关你爸爸南市车站路监狱，后又转他到建国中路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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