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有可能独当面学者,都是非常特殊,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要求。
比起杨锐,些欧洲学者要求可能更古怪,更难以达成,且耗费更多。
“杨锐先生,如果不是直接向PCR上投资话,只能批准20万美元款项。”托拜尔斯想很久,给出这个数字。
翻译照例是给翻过来。
杨锐微微摇头
但为拿到地方资金,或者不管是什渠道资金,这些时间和名声是必须要出售掉。
名气越大学者,就越能将自己时间和名气卖出越高价格,从而用这些资金争取更大名气和时间,这个循环,与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没什本质上区别。
杨锐也有这样需求。
他需要资金来做基因组学深入研究,他需要资金维持离子通道实验室高水平运作,他需要资金来分给自己助手们,如果不这样做话,他将失去自己项目,失去完成项目实验室,或者失去完成项目科研汪。
实验室助手们用每周110个小时来为杨锐工作,杨锐在享受到他们劳动成果同时,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
做科研做到高端水平,也就不得不讲政治,因为社会资源分配就是政治。
因此,不管是美国科学家还是中国科学家,年到头都忙发疯。
若是有人做个科学家起居录,就会发现,科学家们忙碌并不仅止于是科研,事实上,越是顶级科学家,他们就越是将更多时间耗费在科研以外地方。
就比如达尔贝科想从美国国会里要钱,他就要说动有资格拨款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并亲自向他们解释人体基因组计划重要性。
实际上,又有几个国会议员或者参议院听得懂人体基因组计划?
而杨锐向托拜尔斯提出要求,就等于是让他支持自己所需,从而让自己能将时间集中到二代PCR研究上来。
只不过,这样做,不管是能源部还是其他什机构,都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好处。
尽管科研投入在很多时候都是无回报,可杨锐要求,还是比较少见。
托拜尔斯却是拼命动着脑筋。
人体基因组项目规模不是少见,而是极其罕见。
随便拉名生物专业学生丢给国会议员,都够给他们讲清楚人体基因组计划。但达尔贝科想要资金,他就必须亲自去给国会议员做科普。
不仅如此,议员们还可以提出相应交换条件。
例如名阿拉巴马州议员,为让自己愚蠢侄子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读书,就可以要求达尔贝科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实验室挂名,每年花费三五天时间即可。
这样交换,次两次可以,十次八次以后,可以想象顶级学者时间飞去哪里。
同样情况也可以出现在中国。遍及中国院士实验楼,长江学者共建实验室之类东西,每栋都代表着年三天或者五天时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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