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选个奖项。文艺春秋把它当作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得这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那就是撒谎。
总而言之,作为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人,如果允许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阶段作家所写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作品脱颖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回吧。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些,也是两三年才有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就免不有点滥竽充数感觉。当然,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种勉励,或者说种祝贺仪式,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不过客观来看,不由得会想:这样水准恐怕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炒作成社会事件。其间失衡就有些怪异。
然而这说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特殊奖项,价值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这个奖颁给太多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作家们。更别说旦得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大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大力推举,于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例外,因为他们独具格,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或者说以鲜明态度想表达,恐怕就是“对真正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东西”。其中之是自己创造出有意义东西感触,另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确存在于斯感触。只要有这两种切切实实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奖不奖就变得无足轻重。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
然而许多时候,世上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东西,这也是不争事实。文学作品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形式主义,以及权威方“颁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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