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赶来送别人,是和他这三年密切配合红会第医院留守主任——孙希。
抗战开始后,在颜福庆调度之下,兼任红会第医院院长应元岳率领红总、中山医院,以及上海医学院大部分师生、医护人员内迁去云南。孙希因为受过枪伤,被任命为留守主任,留在上海维持哈佛楼运转。
南市难民区是个国际中立区,只有红会系统医生能够进入。孙希作为硕果仅存外科主力,几乎每天都往难民区跑,与饶家驹结下深厚友谊,也最为知晓他难处。
“走以后,你们定要早做准备。未来局势,恐怕会更加棘手。”饶家驹提醒道。
“不用未来,估计您离开消息传开,这个难民区就会维持不下去。”孙希悲观
路。”
孙医生挑选个恰如其分翻译。三年以来,这句话被饶家驹神父时时挂在嘴边,已成口头禅。尤其近年来,他说得越发频繁。大环境日渐艰辛,若不乞灵于丝微茫天道规律,只怕很难支撑下去。
饶家驹中文很好,听得出这几个字微妙暗示。他微微笑:“孙医生,悲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觉得自己抗争已无意义,只能由上帝来选择命运;乐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认为未来尚有线生机,值得奋力搏。你是哪种?”
孙医生扶扶眼镜:“两者皆不是,会奋力搏,然后听凭上帝安排。”饶是饶家驹心事重重,听到这句话也忍不住大笑:“尽人事,听天命。倒忘,这才是你们中国人哲学啊。”
“是怕自己把未来想得太通透,就丧失在当下坚持勇气。”孙医生说得很坦白,也很疲惫。
饶家驹歉疚地抓住他手臂,看到对方眼圈微微泛红。这次自己骤然离去,对这位中国医生打击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三年前那场淞沪会战,改变很多人命运,在上海造成大量难民。国府无暇顾及,日本人如狼似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置身事外,结果这些难民流离失所,无处容身。中国红会不得不祭出沈敦和故智,联络各国驻沪人士,组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处理难民问题。
其中最为艰难安置工作,由向热心公益饶家驹神父负责。经过他奔走斡旋,最后在南市民国路与方浜路之内划出片城区,作为收容难民之用。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他殚精竭虑,穷尽所能,硬是在极度恶劣大环境下,保住这个“南市难民区”和生活在里面三十多万难民。
谁知本月饶家驹接到耶稣会调令,需要返回巴黎。他有心拒绝,可耶稣会态度十分强硬。谁都知道巴黎如今在德军占领之下,同样需要救济难民。他犹豫再三,也只能奉命行事。
为不引起难民恐慌,饶家驹决定悄悄离开。只是到六月十六日离开当日,他实在舍不得自己付出无数心血难民区,遂坐车围着这个区域最后转圈,才依依不舍地来到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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