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5]如果出现宽松情况,那通常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懈怠,而不是他们主观愿望,比如明代后期皇帝懒政,结果却使江南民间经济迅速发展。
[6]集中力量,可以开掘大运河,治理黄河,修建水利设施,有利于生产发展,但这项开支在总
区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些人不同意这点,而是强调法治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关键,是英国人留下法治制度,而不是什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历史表现为强烈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旦个国家或地区沿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也许会有其他选择点,但是定制度安排堑壕阻碍对初始选择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个40多岁人,会在夜之间改变他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态度吗?早在秦统六国时候,中国就完成“初始选择”,直到清朝都无法摆脱这个刚性轨道。“早熟国家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中国发展形成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路径,也使其形成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路径。”[12]
每个民族发展道路,是由它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或者用感性说法,是上天所决定,无所谓对错。
儒家精神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它大统趋向。在大统框架下,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基础上实现国家更强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如果这制度从周朝建立(前1046年)开始计算,而欧洲成熟封建制度从普瓦提埃战役(732年)开始算话。8世纪20年代初,阿拉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732年,阿拉伯军队沿通往巴黎罗马旧道北上,进抵普瓦提埃。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迎击,并成为这次战役胜利者,因而获得“锤子”(音译为马特)称号。阿拉伯帝国因此确认地理扩张极限。
[2]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94页。
[3]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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