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
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
中国历史到
宋代，因为科举制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平民社会。这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地方世家大族势力威胁，真正做到独尊。
在宋代以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其势能严重影响皇权运行。宋代却实现“富不过三代”，因为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因此“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世家大族命运终结，地方上不再有可与z.府相抗衡庞大家族。
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赵匡胤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释兵权，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地方权力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切大权，君权达到空前稳定。
应该说，君权稳定，不只是皇帝个人愿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会成员愿望。因为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不稳定造成混乱，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痛苦。赵匡胤集权进行得非常顺利，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社会对五代纷乱政治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中唐之后难得政治稳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威胁。
更为重要是，科举制彻底解决地方分裂势力问题。科举制普及之后，流官才彻底“流”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世家大族掣肘，文官主持下州县也不会像以前武将控制地方那样演变成威胁中央力量。从宋代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彻底占上风，宋、元、明、清四朝从未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成功事例。
二
但是宋代集权与后世不同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点，是在君权强化同时，文臣对君权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种“张力”，保证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成就，同时，科举取士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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