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
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
社会组织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黏合剂。”[36]
因此，苏美尔人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血缘纽带断裂
个表现就是神庙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祖先来维系团结。他们要寻找新共同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巨大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共同神“是有力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部分。”[37]人们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形式。早期中国文化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流向是自西向东，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金属矿石、坚硬石料和优质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38]
因此，中国历史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同时，中国却出现血缘群体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千多年苏美尔城邦有些相似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虽然中国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直都是简陋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记账，或者说为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甲骨文记录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而在中国，最早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39]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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